《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两岸民间交流成政治牺牲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台湾民进党政府迅速将其作为政治工具，通过夸大法律的不确定性，制造‘中国恐惧’，将两岸民间交流推向风口浪尖。

法律的不确定性被放大

台湾官方近期着意进行的操作，相关讨论早已不再是该法第63条的域外适用评析，而是想着如何把这种不确定性尽量放大、放到最大、放到最抽象，以转化成一般民众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恐惧。可以说，包含台湾民进党官方在内的疑中外界，渠等解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时，从不在意此法立法的民族政策需求与国家认同建构等工程初衷，唯死死抓住第63条，便要将这整部法律包装成一部专门用来抓捕海外异议人士和台湾人的跨境镇压法而已。

两岸青年交流被定性为‘统战节点’

例如，台湾陆委会把一场针对青年教师的八天七夜赴陆交流活动，定性为北京企图在台湾校园建立‘统战节点’。按照台湾官方这套说法，北京之所以招待青年教师吃住，不只是希望参加者对中国大陆留下好印象，也准备让这些教师返台后，在校园进行组织，以拉拢更多学生赴中国大陆。

当然，北京方面长期重视两岸青年和基层交流，相关活动难免带有政治宣传目的，但从‘落地招待’直接推及到‘校园统战节点’，中间仍隔着相当长的证据链，台湾官方今天用一句‘青年可塑性强’，就把参加交流的教师放进国安观察的警戒范围内，最终意达的效果，恐怕就不是预防性揭露有多少统战成分，而是要让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先烙下自我审查印记。

‘失联’数据的政治操作

又曾经自诩要让两岸关系春暖花开的陆委会，近来的另一个大动作，再有公布过去一周有10名台湾人赴陆后下落不明，并宣布今后每周将定期公布台湾人赴陆失联、留置或遭限制人身自由的数据，‘以正视听’。但细究台湾官方所谓的‘失联’，基本是在毫无脉络下的一个定语，并未有性质说明，相关人等是否被公安拘留还是被限制出境，有无涉及刑事案件等一概未知，这样贸然使用‘失联’的做法，在传播过程中很轻易会被理解为‘被中国抓走’，甚至以‘人间蒸发’上了台媒的斗大标题，这些后果台湾陆委会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引导为之。

矢板明夫遇袭案的定性

至于矢板明夫遇袭案更能说明这种万箭归心的操作，如见事件一发，台湾陆委会即迅速将其定性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的首宗跨境镇压案件，在时间铺陈方面，该法7月1日上路，矢板明夫7月6日‘随即’遇袭，不能证明因果的时间相近，被两岸政治关系赋予了‘你不能不这么想’的因果意义，好似这部法律方施行，北京的境外打击机器便立即在台湾启动了一般。

两岸民间交流的危机

回顾过去十多年，台湾社会对两岸政治对立、军事外交压力，乃至国安防御的说法早已相当熟悉，但两岸关系长期还保留一块相对温和的民间往来，较少被大做文章。即使陈水扁执政时期两岸政治高度对抗，台商、学生、宗教、旅游往来等仍持续发展，至蔡英文任内虽力推经济去中，但一般台湾民众对赴陆旅游、就学、探亲工作的态度，大抵不受政治干扰，民间交流还维持着稳定的惯性。

如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提供了民进党政府操作的一个新的政治切口，台湾官方不再只指控北京的军机军舰数量、经济依赖与政治交往危险，而是进一步告诉民众，哪怕是单纯赴陆旅游、参加教师交流、探亲或商务往来，都可能成为长臂管辖和跨境镇压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两岸的安全叙事开始从台海、产业和政府党派，进入寻常人的旅行与日常接触。如此下去，真正受到重击的未必是北京，而是两岸仅存的社会接触。

可叹的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原意是由北京以法律巩固共同体认同，但台湾的反制却反过来，企以安全名义要去切断共同体接触，双方一边强调必须团结，一边强调处处危险，看似相互对抗，实际上是共同把一般民众的选择空间愈压愈窄。

悲观来看，两岸政治早已生成冻疮不在话下，经济互动也在降温，但现在就连民间往来这块尚有余温的地方，台湾方面也似要顺势放一把火干脆烧掉，《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上路后，原令人忧虑的‘域外适用’都还没发生，唯两岸民间互动却已先受其害成为祭品，这般的发展变化，或始料未及。